广深常住人口增量为何领跑?算算背后的经济账

谢中秀2019-06-25 08:37:26来源:时代周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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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继31省市区悉数公布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后,各地常住人口和数据流动情况随之出炉。

  截至2018年年末,广东、山东、河南三省分别以11346万人、10047万人、9605万人的常住人口总量摘得全国三强;从增量维度考量,广东、浙江、安徽三省分别以新增177万人、80万人、68.8万人位居全国前三,延续2017年的领先态势。

  广东和浙江是经济因素集聚人口的典型省份。其中,经济规模总量蝉联全国第一的广东,已经连续13年占据常住人口总量全国第一的位置,同时常住人口增量连续四年破百万。“人口增长与GDP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,人口增长推动GDP增长,而经济增速较高的地区又能进一步吸引人口流入。”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文朗分析表示。

  除了经济优势的天然吸引力,各省市正充分利用各种政策工具吸纳人才。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、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强调,除了经济优势,目前广东地区的人口政策亦有利于吸引人才,“据我所知,上海有不少IT人才正在往深圳迁移”。

  广深人口增量领跑

  一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长,与外来人口流入相关性较大,呈现差异化发展。

  根据四个一线城市公布数据整理,截至2018年年末,广深人口增量最多,分别为49.83万人和40.6万人。上海在经历2017年的常住人口负增长之后,2018年终于微增5.45万人。同一时期,2018年北京常住人口下降 0.8%,较2017年增长0.7个百分点,减量达16.5万人。

  陆铭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认为,前两年上海常住人口负增长,主要受严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的政策影响,“但由于城市自身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以及对劳动力的吸引力,所以去年上海的常住人口还是呈现缓慢增长”。

  北京的人口控制更加严格。2016‒2018年,北京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不断降低,2016年为37.2%;2017年降低0.6个百分点,为36.6%;2018年则进一步减低1.1个百分点,为35.5%。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、国务院参事马力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:“北京近年来对人口进行了一定控制。基于此,外界会担心是否会影响劳动力的供应以及城市的长远发展。但需要注意,北京作为首都,它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是天然的。另外,北京并不是完全关闭了窗口,对人才还是继续开放的。未来的劳动需要依靠素质,以‘人才红利’而不是‘人口红利’为基础。”

  与此相比,广深两地常住人口增量领跑,除了经济发达的天然吸引力,还有地方政府充分利用政策工具的功劳。

  以深圳为例。目前,深圳的落户要求是:本科以上学历,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人员;专科以上学历,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人员,交满6个月社保均可落户。广州近期为了吸引人才,也放宽了人才入户的年龄限制,并且取消了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学历、高级职称人员以及择业期内的留学人员入户的社保参保年限限制。

  相比之下,上海和北京要求较高。上海要求以“积分落户为主;北大清华毕业生及博士研究生学历等11类人才可直接落户”,北京落户则以轮候制为主。

  出生率下降改变人口结构

  常住人口增长由自然增长(与出生死亡相关)和机械增长(与人口流入流出相关)两部分构成。

  从31省市区常住人口和数据流动情况来看,曾经的人口出生大省正面临不同程度的出生率下降—其中山东出生率从17.54‰下降到13.26‰,下降了4.28个千分点;河南出生率从12.95‰下降到11.72‰,下降了1.23个千分点;广东也从13.68‰下降到12.79‰,下降了0.89个千分点。

  “随着社会经济发展,人们的生育愿望会自然下降,生育率降低。”马力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道,“这个节点一般是人均GDP一万美元。在人均GDP小于一万美元时,经济发展程度、受教育水平等较低,人们生育愿望较高。但到达一万美元之后,生育愿望则会降低。直至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,生育愿望会再上升。目前,我国人均GDP即将达到一万美元,叠加此前的生育政策,生育率存在下降趋势。”

  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,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1623万人,比上年减少200万人,是近40年来中国出生人口环比下降最多的一年。同期,中国人口出生率从上年的1.24%降至不到1.1%,创近年来新低。

  “生育率降低,给一个省份带来的主要影响是人口结构的变化。出生人口减少后,老龄人口、适龄劳动人口、小孩之间比例不协调的问题随之而来,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转移支付能力挑战和代际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。”马力向时代周报记者指出。

  核心城市成风向标

  中泰证券研究所宏观策略首席分析师梁中华指出,2018年,我国31省市区人口流动充分体现了“东迁”和“南下”的特点:2018年,10个东部省市中有7个为人口净流入地区,人口净流入量为99.3万人,此为“东迁”;以秦岭—淮河为线大致划分中国南北方省份,2018年南方省份净流入人口高达197.5万人,人口净流入地区基本都分布在南方,此为“南下”。

  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,如将常住人口视作变量,区域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越来越明显。粤港澳大湾区、长三角、京津冀和成渝四大城市群呈现不同的状态。

  粤港澳大湾区内,深圳、广州对周边城市带动情况较好,大湾区内其他城市也在快速发展。其中,佛山、珠海人口增量较多:2018年,佛山常住人口增量达24.9万人,珠海常住人口增量达12.57万人。根据2018年各城市人口净流入情况排名,佛山位于全国人口流入城市第八位,珠海距离第十名仅差7.13万人。陆铭表示,这属于比较好的核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增长的例子。

  相比之下,长三角一体化城市群在人口增长的区域协同方面,显得有些错位:受政策影响,核心城市上海的人口数量向外流动,导致周边城市人口增加。虽然最终结果显示区域人口仍在快速增长,但上海的核心带动能力并未得以凸显。

  陆铭认为:“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这两大城市群,区域内城市之间的人均GDP差距都在缩小。但粤港澳大湾区是广深GDP份额上升,同时人口份额上升;长三角则是由于上海GDP规模下降,但人口份额上升带来人均GDP下降,以至于和周边其他城市差距缩小。”

  “合理的都市圈发展方式,应该是以核心城市辐射周边。在大湾区,广州和深圳两个城市的带动作用表现得非常明显,有利于区域协同发展。反观上海,受制于人口政策、建设用地规模、基础设施建设等限制,核心城市地位并未完全发挥,在长三角一体化区域集聚和协同发展方面可能会有牵制。”陆铭进一步解释指出。

  2018年,北京常住人口减少16.5万人,天津增量为2.73万人。京津冀的13个城市中,共有11个城市常住人口呈正增长,增量总量为31.23万人。其中石家庄增量最高,为7.17万人;其次为廊坊,为5.4万人。

  梁中华表示,从数据来看,北京流出人口并未全部流至天津、河北。根据某招聘机构研究院数据,在2018年第四季度北京外流人才去向统计中,北京外流人口中有8.66%流向天津,其余还有6.30%流向杭州、4.59%流向西安、4.05%流向成都。

  与此同时,成渝城市群发展迅猛。2018年年末,成都常住人口1633万人,增量达28.53万人;重庆常住人口总量3101.79万人,增量26.63万人—增量分别位于全国第五、第六位,仅次于西安和杭州。

  “受成都、重庆‘双子星’影响,整个成渝城市群的人口增长也非常可观。”梁中华表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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